朱三他们去了泉州,刘昌郝刻意让他们问了一件事,朱三回来后禀报,泉州海船一般于春天或秋后出发或归来,这个时季很少有飓风,另外,因为气候还未恶化,每年台风次数也有限,且大台风少之又少,不像九百多年后,每年都要刮几十次台风,那样,根本没有海客敢出海。
但终是大海上航行,还是有出事的船舶,因为吴充与郭逵,十几万军民无辜死了,没人敢说话,但是刘昌郝提议的,就会有人用人命关天来攻击他。深化坊场河渡制,同样问题多多。
换成王安石肯定没问题,可是王安石已经下去了。
许仁书愤怒地说:“胡说八道。”
他心里的想法是,天下大户不会像刘昌郝这样假仁假义,而且天下大户也没有小才小能迅速暴利的赚钱,全像刘昌郝这样玩,十家最少有**家准得破家荡产。
盗贼越来越多根本还是王安石变法、征南、旱情三者重压下的产物。
也就是不当变法,不当征南,宋朝又会回到宋仁宗时安居乐业的辰光。
孙固想的更多。
刘昌郝未必说大户皆要学他,若此,太过敷浅,明显地,刘昌郝话中有话。
难道刘昌郝是指要学会适当合理地敛财变法?
有这个想法乃是司马光那篇文章导致的,司马光认为天下财力有一个定数,这边多了,那边便少了。国富了,民便穷了,所以王安石的开源之术,只不过是变相地与民争利……搬运工!
关于这点,若让刘昌郝来诠释,也许会让更多人服气,首先天下财力没有定数,能多也能少,或用前朝代相比,宋朝显然多得太多。然而王安石并未找到多少真正的开源之术,变了几年法,民间财富确实在缩水。但沾到了变法,刘昌郝不会去说,两边得罪人,还是两个强大的团体,更不能说。
孙固未想明白,又想吴充与刘昌郝的矛盾。
来之前,孙固问了高孔目许多,又亲眼看了,他也认为不能因为高价棉花,便断定刘昌郝实贪伪善。
但吴充也没错,你不说,卖多少钱也没人怪你,但你说你家三代积善,又在卖高价棉花,让人如何作想?
这不是主要矛盾,孙固道:“刘四根二子,朝廷亦是按制度律法办事也。”
“呵呵,孙公,刘梁村又死人了。”
去年刘四根两个儿子判了死刑,按照制度,一般执行死刑的日期都在秋后或冬天,魏知县便将日子定在十月。但没想到事情忽然起了变化,到了执行死刑的那天,刘仲高忽然大喊冤枉。
古代对死刑十分慎重,有的往往须经过皇帝批准后,才会让地方官员对罪犯实行死刑。宋朝还有喊冤制度,在刑场上若死刑犯喊冤枉,桧子手必须停止行刑,然后上报朝廷或上面的官员,朝廷与上面各部司官员会重新安排另一批官员来问案,以防误判。
一般经过三次核实后,再喊冤便没用了,但也有特例的时候,宋孝宗时一个死刑犯喊了十几次冤,这是不准许的,不过案情确实有一些不解之处,导致破例,经过宋孝宗亲自过问,发现确实是冤枉了,释放回家。
刘仲高兄弟喊冤,只好停止执行死刑,魏知县上报开封府,许将派人审案,还是死刑。
拖了一拖,拖到腊月,两兄弟在刑场上又喊冤。
魏知县气的不行,只好又上报开封府。
那时开封府尹还是许将,不过按照制度,他已经无权审问此案,于是两人转到了刑部。年底传来消息,说刑部官员认为证据不足,兄弟二人只能判脊杖加流配之刑,中书认可,然而知谏院认为不妥,刘氏兄弟必须死。
御史中丞由邓润甫替代了邓绾,邓润甫也是新党,但与孙固类似,虽存在着理念之争,本身戾气不太重。不过在另个时空,他多少还有些附从吴充之嫌,所以蔡确借助相州案,顺便将邓润甫拿下,宋史载蔡确是构陷,相州案判的不对?
不过刘昌郝将真相隐晦地提前揭开,赵顼也认为刘氏兄弟必死,左思右想之下,邓润甫也委婉地表示了刘氏兄弟必须执行死刑。
两边僵持下来,正好春节要到了,只好将此案往后拖。
这是中书与台谏的博奕,不要说普通人,即便魏知县也未必知道,但奇怪的是,刘家居然知道了,中书力挺,刘仲高兄弟两多半死不了,于是悲剧产生。
年底,村里梁得持婆娘与刘仲高婆娘吵了起来,梁得持婆娘也不是一个省事的主,若是原先会害怕刘四根一家,现在不怕了,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刘仲高婆娘更不简单,说我家夫君不会死,中书宰相说的。
正好梁得持弟弟梁得树与弟媳妇于娘子过来劝架,梁得持老父亲也来了,刘仲高婆娘说了一个可怕的真相。她指着于娘子怀里两岁大的孩子说:“他也是我家仲高的种。”
https://jiwufengbao.com/book/1174/265710_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