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细论子产之政，为田洫不过限制了勋贵之地；作丘赋不过承认了私田、铸刑书不过颁布了文法，其它择能用人、广开言路等，与后世历朝之政相比，算得上简陋了。设若圣人以春秋时期之见识，而生活在汉文景、唐贞观甚或我朝当下，圣人又会如何说？恐怕也要‘瞠乎其后’了。”
此处，申时行引用了《庄子田子方》：“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朱翊钧在御座上会心一笑。在场诸人听闻他如此点评孔子，耳朵和身子都是木的，却并无一言相抗。因为申时行所言没有一句不站在道理上。
顿了一顿，申时行目视众人，继续朗声道：“是故今人未必不如古，圣人垂范的，也是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性道理――若强行附会圣人生而知之，一言一行若有深意在焉，胶柱鼓瑟起来，那我朝是不是按照圣人之教，复了周礼井田？！”
最后他振聋发聩般总结道：“中国之人，秉孔孟之道，乃时也势也。董仲舒之前，诸家争鸣，文明也灿然若华――设若秦非二世而亡，如今中国之人或以法家为尊，其秉性大不同也。然则天下之道，法、儒、佛、道等，未必不能殊途而同归。今圣天子在位，有《论实践》、《论矛盾》、《论运动》解释天地人心运行之理，其理深而旨远，言简而意赅，可谓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诸位，又何必阐发古圣之微言，而薄今圣之洞见？”
此言一出，满堂皆静。梁梦龙心中警钟大作，看向申时行的眼神都变了――这哪里是“困兽犹斗”，此乃高手出招，羚羊挂角，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如是。
然而，在场诸臣都没发现的华点被申时行发现并利用了，且堂堂煌煌而来，携着皇帝十几年励精图治所带来的崇高威信，真如降维打击一般。短暂时间内，梁梦龙等如何破之？再说，如何敢破之？
在场诸人，有臣有民。臣者，朝廷大员是也。民者，孔府诸秀才是也。虽然申时行的解释完全了颠覆时下对《论语》的解读，令人惊悚得连后背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但和他最后石破天惊的两句话相比，谁还在乎他如何解读论语？
坐在御座上的朱翊钧也坐直了身子。他没想到，申时行在“盗掘案”、“揭帖案”两大案之后，居然愈挫愈勇，另辟蹊径走出了新的康庄大道。此论抛出，凡略有政治智慧的皇帝，必然要给予他强力的支持与鼓励，此不必言。
更重要的是，从皇帝与大臣互动的角度来看，申时行已经向皇帝表明了自己未来的定位和发展方向――而这个方向，正是朱翊钧念兹在兹，自冯保自尽之后，朝廷乏人主持的方向。
一瞬间，朱翊钧思绪万千。
自从穿越以来，朱翊钧感觉困难之处不是文治武功的获得――穿越就是最大的挂。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的意识不能成为天下人的共识，他需要将自己的思考结论改头换面成时人能够理解的政策才能宣贯下去。
今天，终于有一个“古人”在经过仔细的观察，深入的思考，痛苦的自我抗辩后，找到了朱翊钧这个穿越者最大的痛点所在，而且暗示了自己可以成为皇帝最需要的那个人。
申时行颠覆的不仅仅是在场诸人对儒学的理解，他真正颠覆的，是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他没有像其他人提起《三论》那般，只是当做“皇帝的圣训”，而是通过对郑玄、朱熹注解的攻击，向皇帝表明，他已经成为朱翊钧哲学思想上的“信徒”。
朱翊钧难以想象，申时行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是多么的殚精竭虑。又在灵魂深处，经历了何种“挣扎”？
而现在，身为皇帝的他，要如何回报自己的第一个真正“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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