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所说的陈老师是张强父母的大专同班同学,在本市二中任教,是该校的台柱之一。
据说陈老师和妈妈当时就是同桌,关系好得像姐妹,这种关系也惠及一家人。
张强初中毕业那年,他爸爸生了病,很严重,当时他大姐张秋还在大学念书,家里经济非常窘迫,而且还没有医保这一说,情况非常糟。
陈老师闻知,二话没说,定期存款改活期,取出近万块钱,借条都不用写,就跟丈夫一起匆匆赶到医院去,交到妈妈手上。
这件事也让张强父母一直对她感激于心。
不过张强从小就捣蛋,每次来陈老师家必出乱子,陈老师在教育方面十分严格,一旦犯错就不客气的批评,张强一见到她就头大,于是敬而远之。
张强马上到电话亭打个电话到陈老师家。
接电话的是陈老师的女儿“星期四”。
“星期四”这名字很怪,却是陈老师的丈夫武伯伯的神来之笔。
武伯伯是税务机关的干部,是典型的客家人,传统的思想根深蒂固,他与陈老师的“计划生育”一项中有个不算宏伟的目标,务必要生足两个儿子。
无奈的陈老师,只能百折不挠地一路生下去,一直生到计生政策落实时,他们的第二个儿子犹未面世,而儿女已经多达七人,这个不算宏伟的计划只好不了了之。
懊恼之余,武伯伯偶翻一本日历,忽发现一个意外的巧合,这七个子女生下来时刚好各在一周中的各天。依次是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二,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没一个重复,正好将一周的日子填满。
武伯伯觉得这是他与太太共同完成的一项奇迹,值得纪念,为此便给子女们另取小名,都以他们生下来的日期来命名。
这小名新鲜出笼时,长女已长到十多岁,早先的小名“阿凌”早已稳坐昵称第一把交椅,改当然是不想改的。无奈二老天真未泯,不但改了,还率众叫得不亦乐乎,硬是彻底完成了这一项艰巨的改小名工程。
而且,二老还安排他们值日,值日内容是按时唤醒大家并监督完成刷洗,星期一负责在星期一时唤醒,星期二负责在星期二时唤醒,依此类推,执行得还相当顺畅,解决了两老此前对儿女们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头疼问题。
儿女们稍一年长,星期六有一天看到了一本连环画,名叫《鲁滨逊漂流记》,顿时对这名字大为不满。
星期五接着也看了,看得面红耳赤,但这时再改名已经没法子,只能认了,唯一的愿望就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从此再也没人看。
如今星期三、六、日均已成家另立门户,星期二、一在外地念大学,只有星期四、五都在身边念高中。
星期四知道是张强,叫了声“黄老师接电话”后就叫张强去玩,又说今晚她妈妈要与黄老师逛街,现在正在唱卡拉OK,还没说完,声音已经变远,有人夺过电话说:“是阿强吗,你躲什么地方去了,这么久不来我这里,是不是被我批评怕了不敢来了?”
张强赶紧说:“陈老师,我也想去的,没空,毕业快到了,学习紧张得很。”
陈老师一针见血:“还骗人,你什么德性我还不知道吗,再紧也紧不着你。”
接着妈妈得到了话筒,先问张强过不过去,张强说反正晚了,明天再过。又说:“妈,你知道我今天去了哪里?”
他恨不得马上把到文家的观感跟妈妈说。
“我知道,你明天过来早一点,我要早点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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