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当局者迷。现在我们过去了几百年再来看这段历史,自然是很从容,站着说话不腰疼。
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思想境界,顾横觉得不应对崇祯过多苛责。拿今天的眼光我们来看一看这件事失误在哪里。
首先顾横仔细回忆着一下韩一良的上书核心思想在哪里。韩一良敢于反映卖官的社会现象,是希望皇帝扭转社会风气,不在于整饬哪一个具体人。
从这一点看,韩一良对贪官还是很仁慈的。如果真的较真肃贪,韩一良可能也不完全干净。
那么如果用廉洁度来衡量官员。韩一良廉洁度可能是95,但有很多官员廉洁度可能不高于5。
在明末贪腐成风的社会,韩一良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了。廉洁度100的根本找不到,除非是海瑞。
只可惜崇祯皇帝没有理解韩一良的核心思想,也没有想明白自己的执政核心在于扭转社会风气,而不在急于处理一两个贪官。
社会风气一团糟,皇帝想惩贪,但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盘根错节,必然把好经念歪了。
崇祯觉得,崇祯应该先从多方面入手弘扬廉洁正气。转变社会风气是个慢工细活,急躁不得,不是惩治几个巨贪就可以解决的。
但持续不懈地下苦功夫转变社会风气的做法不符合崇祯的性格,他没有这个耐心。
其次,打击了韩一良导致官员不敢担当。明末官员互送书仪是种陋习,不在于是谁的错。
韩一良因拒绝说出500两的书仪是谁送而被革职。只能导致官员相互袒护,不敢再说真话了。让臣下因反映时弊而蒙受冤屈,可见崇祯处理朝臣的随意性。
最终导致臣下不敢担当,人人自危,对朝政都噤口不言。言路闭塞,崇祯皇帝执政的盲目性就大大增加。这是崇祯自酿的后果。于是就出现皇帝每天越勤勤恳恳,臣下就越偷安怠慢。
有当时的大臣刘宗周这么评价崇祯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
大意便是求治心切的崇祯帝,在时局危机深重的影响下越发急躁、偏执、多疑,布令太烦、用法太严、重典治臣下、用人不当,致使政策屡屡失误,加剧了社会危机。为了解决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崇祯帝变得更加急于功利。
崇祯皇帝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日夜操劳,在急功近利的心理作用下,用人不当,失误频频,进而对下属臣子严厉苛责、求全责备,导致大臣们整日不安。
刘宗周对崇祯帝的行为直接予以批评“功利之见动,而庙堂之上有不胜其烦苛者矣。”
于是在整个朝廷内部,群臣为自保,只好投其所好、逢迎君主,少数忠直之士也很难施展才华、保全自己。
崇祯帝对于一些有才能的大臣也要求苛刻,对其严厉苛责。
崇祯皇帝对待朝廷大臣,往往求之太备,或以短而废长,责之太苛。长期如此,让朝臣基本只求自保,无才无德的庸碌奸佞之徒得到重用,却不思救国救民,国家、局势日益败坏。
崇祯皇帝采用重典治臣下,锦衣卫、东厂于法律之外诏狱不断,致使群臣苦不堪言,大小臣工尽在这位君主的不断积疑中往来,导致整个朝廷气氛昏暗压抑、统治集团人心涣散,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
历史上崇祯皇帝就这样发展了下去,最终落得众叛亲离,吊死煤山的悲惨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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