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历史上的晏子,从各方面来看,应该说都是一位清廉正派、体恤民情的比较优秀的政治家。他一不贪财,二不好色,三不贪图享受,四不以权谋私。虽然贵为齐相,生活上却艰苦朴素,“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尽管位高权重,为人却谦虚低调。为他赶车的车夫坐在车上尚且意气扬扬,他却神情沉敛,气色谦恭。景公多次要封赏他食邑金钱,他一概辞而不受。景公多次要给他换个大一点好一点的房子,他执意不肯。景公乘他出使晋国时,改建扩建了他的房子,他回来后坚持要恢复原状。他妻子又老又丑,景公欲以年轻美貌的女儿嫁给他,他一口回绝。国家有次发生洪灾,他请求景公开仓赈济,景公没有答应,他就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发放给灾民。景公多次饮酒作乐、荒废政务,或赏由心喜、怒而杀人,他就犯颜直谏,从不阿谀奉承。权臣崔杼把大臣们召集到一起,要大家发誓效忠于他而不是效忠国君,如有不从,当场砍头,为此先后有七人被杀。虽则如此,晏子毫不畏惧,对崔杼进行了坚决抵制。他出使楚国,面对楚国君臣接二连三的刁难欺辱,不卑不亢,机智应对,最终说服楚王,化敌为友。他和景公多次讨论政治得失,主张轻徭薄赋,任贤使能,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他死后,景公无论做什么,身边的人都一片说好,景公因此十分怀念他的正直。魏征的死,曾让唐太宗痛失一面明镜。晏子的死,对于齐景公又何尝不是如此。与晏子同时的大思想家孔子称赞他说“果君子也”。墨子称赞他“知道”。曹操说他“积德兼仁”。为晏子作传的司马迁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令像晏子这样德行节操为世人称誉的人,居然也以偏见和猜忌杀人,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以一己之臆测夺人三条性命。可见,无论出自何人,只要是专断的意见,不仅靠不住,而且往往十分可怕。
事实上非常显然,田开疆等人并无任何犯上作乱、罪当处死的行为发生,相反,他们还是忠君爱国的有功之臣。同时,他们也并非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无良之徒。相反,他们知过能改,勇于认错,是非善恶,毫不含糊。如果说他们有什么过错值得批评,也无非是见了上级领导却不起身行礼而已。可见,晏子指控他们“上无君臣之义”是假,心恨他们“下无长幼之礼”才是真。如果说“长幼之礼”同“君臣之义”一样重要,那么,晏子也完全可以发扬匡君之过、勇于进谏的精神,当场或者事后对田开疆他们直言指教,而何以至于“不教而诛”,而且还是设计谋杀呢?谋杀还不劳亲自动手,而是假手于被害对象本人自行了断。这种谋杀也可堪称千古第一谋杀了。偏偏三位都是没有心眼和心防的人,没有看破晏子的手脚;同时又是有着羞耻之心和是非之心的人,不愿被人视作无耻之徒。否则,晏子的这种并不高明的计谋也就不会得逞。固然,三人如果不为桃子所动,不为功名所惑,内心从容淡定,晏子此计也就不会成功。但是,这种人之常情的名利之心谁又能免呢?况且,他们也只是一时糊涂冲动而已。
史载表明,晏子身材矮小。但他对于长得勇猛高大的人,似乎有着一种固执的偏见和仇恨。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没有君臣之义、长幼之礼,不讲仁义、横行无忌的乱臣贼子。为此,他强烈建议庄公不要任用“勇力之士”。景公“欲得天下勇士”,他也坚决反对说:“勇多则弑其君,力多则杀其长。”更有甚者,他把夏、商的衰亡也归咎于夏桀、殷纣身边有两个“勇力之士”。
晏子有所不知,有勇力的人未必就一定不讲仁义。和他同时代的孔子身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具有这样身材的人也可算得上是有勇力的了吧。难道孔子不讲仁义?不讲仁义的也未必就一定是有勇力的人。崔杼弑君,庆封作乱,以及后来田氏代齐,难道都是因为他们长得勇猛吗?
晏子本人曾经反对以言谈和外表取人。但他这种单凭人家的长相就断定人家“无君臣之义,无长幼之礼”,却是典型的“以貌取人”。如果单凭人家长得勇猛,就推断人家“无君臣之义”;单凭人家怠慢自己一次,就推断他们将来也会对国君不利,那么,照此逻辑推理下去,普天之下都是可杀之人了。
至于他把夏商两代的灭亡怪罪到“勇力之士”的身上,就如历来有人指责喜、妲己、褒姒等受到暴君宠爱的女人是导致国家灭亡的罪魁祸首一样,简直是是非颠倒,本末倒置,荒谬得很了。”
老人一笑置之,淡然道:“我辈风流,天下几人可称英雄?江湖即江湖,红尘亦是红尘。”
说罢拂袖而去,留下一句话在严啸耳边回响。
“被抓的人在伏牛山中。别让我亲自动手去找。既然是在伏牛山,那就拜托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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